编者按

　　蒋樾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重要人物，经过多年纪录片创作，蒋樾的路越走越平实，拍摄纪录片成为他的职业，独立制作，也常常为中央电视台拍片子。在他而言，拍摄纪录片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态度，透过镜头和生活，他在经历不同的生活，从蒋樾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纪录片制作者的心理历程。

　　蒋越简介

　　1988年从中央戏曲学院编剧系毕业，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不喜欢故事片的拍摄方式而离开，1991年、1992年两次赴藏拍摄纪录片，1993~1995年摄制纪录片《彼岸》，1996~1998年摄制纪录片《静止的河》。2000年拍摄纪录片《幸福生活》。

　　我知道我要拍什么

　　《彼岸》是蒋樾的第一部纪录片，讲了一群没考上大学的外地孩子的明星梦。他成功地将“彼岸”的意义以现实来表达。

　　信息时报：距离“彼岸”拍摄已有十多年，你现在怎么看待“彼岸”这部作品？

　　蒋樾（以下简称蒋）：“彼岸”探讨的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我想不管过多少年，生活中的人们还会存在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这种问题永远不过时。也许十年以后，我和观众一起来看这个片子，还是能够被片子所纪录下的理想主义精神所感染。

　　信息时报：在彼岸中，最让人震撼的是孩子们的梦想被现实打破，非常真实也非常残忍。

　　蒋：真实是在时间流程和生活变化中产生。当时，我也和孩子一样，处在理想的状态中，享受一种乌托邦的氛围，与世隔绝的盲目。其实四个月像泡沫一样很快过去了，当掌声鲜花泪水消失后，大家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就是牟森的想法破灭了，大家怎么办？当时我也要面对生活，拍完了四个月，我忽然发现这样的片子有什么意义？这时我也没钱了，就去了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每天跟着人群上班下班，换取生活的费用。我和这帮孩子几乎是同时地面对残酷的生活，当然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三个月后，我接触到这帮孩子，发现他们变了。我才发现，我开始明白这个纪录片在拍什么了。我应该继续拍下去，不是关注牟森，而是关注他们。

　　信息时报：但残酷的现实让每个人都惊呆了。造成这种现状的不仅仅是个人因素吧？

　　蒋：这里没有个人的问题。其实，这部片子拍摄到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这帮孩子和牟森又有很多摩擦。后来我都剪掉了。因为再讲下去就是个人恩怨。其实牟森从某种程度上和孩子是一样的，他也要面对生活，要吃饭，也有生活问题。生活的残酷和理想是完全两回事。

　　信息时报：《彼岸》的拍摄是不是对你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蒋：是的。《彼岸》严格意义上是我第一部关注身边关注现实的作品。我以前在西藏拍一些文化片，根本没有做纪录片，也没有成熟的拍摄方法，就是以一种原始的冲动去拍摄底层人物。在《彼岸》这部片子，我和那些孩子很熟悉，和牟森也认识很多年了。因此拍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想什么，很自然地拍出来，拍到最后我才渐渐理清楚线索，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和剖析。

　　严格意义上，我是第一次拍摄这样的作品，不仅接触我身边的人，也开始进入社会状况，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同时，我看到其中存在巨大反差。《彼岸》之后，有人让我拍圆明园画家村，我拒绝了。我说从现在开始，我知道我要拍什么了。我对边缘人或者精英们可以不太关注了，因为他们不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信息时报：1995年，你在中央电视台为《生活空间》拍摄片子，也是拍摄老百姓的故事。

　　蒋：是啊，做完《彼岸》后，我再给中央台拍摄《生活空间》的短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在其中我学到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我所关心的人是主流人物，他们代表社会中大多数人。所以，《彼岸》完了之后，我一直在各种单位里拍摄，而没有去找到一些比较好拍摄的人，那些愿意被同情的人拍摄。其实在单位里比较难拍，但我觉得拍出来非常有意思。所以后来，我一直在三峡工地、车站这样的地方拍摄。

　　在尺度下寻找此岸

　　《幸福生活》可以叫作《此岸》，是《彼岸》的一种对应。蒋樾在片子里，纪录一个车站与两个车站工作人员的生活。刘永利需要物质———具体为一户好房子，来获得自己的幸福。傅建生需要情感———具体为一个能理解自己的爱人。他们都努力地在现实中或者回忆中达成自己的理想，而生活事实上嘈杂且无力。人们凑活着活着，生活不算困苦，但也谈不上希望。

　　信息时报：《幸福生活》拍摄的就是最普通的人们。

　　蒋：在去年，云南人类学影像展上，有一个观众看完《幸福生活》后，站起来说，这十天他看到的都是非正常人、边缘人、残疾人等等，直到最后，他才看到一些和我们相关的人，为此他非常感谢导演。我听了他的话，也感到很欣慰。

　　信息时报：《幸福生活》中还是存在着某种期待和希望。

　　蒋：其实《幸福生活》是《彼岸》的延续。我当时是想叫《此岸》来着。我在拍摄的时候，一直在抛弃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关心另一些东西。我发现每个人从出生开始，不管什么东西都是给设置好了，法律、道德、规则、父母、家庭、孩子等等，人该怎么走，怎么生活都安排好了。我们无法逃避这种东西。在这种生活中，我关注生活本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在西藏呆了8年，回来后，他爸爸问他想做什么。他说，他过一种流浪的生活。他爸爸说，这是最简单的生活。当朋友告诉我这句话，我很吃惊，一直在想什么是复杂的生活？复杂的生活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上班下班，坐车，吃饭，看电视，这是一种真正复杂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面对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觉得有一个词，听到的特别多也特别对，就是“凑合”。

　　信息时报：凑合的确是一个常用词。

　　蒋：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生活让大家凑合。其实我在拍《幸福生活》之前还没有想到。在拍摄过程中，被拍摄者的生活态度和他们生活中存在问题让我想到这个词，想到他们的态度。我想：物质生活的压力会逾越很多东西，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因为生活压力非常具体。

　　信息时报：那么，《幸福生活》是不是一种隐寓？

　　蒋：不是隐寓。“幸福生活”是人人都要追求的。这个词的态度人人不同。我指的幸福生活是在一定尺度下可以追求到的东西。当然有些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大多数人改变不了，他的幸福生活是规定好的。什么人在什么尺度里，基本上是明确的。

　　信息时报：片子拍摄完了，你对“凑合”有了答案吗？

　　蒋：我觉得很多具体问题，不能不让大家凑合。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想凑合，就要在生活中作出很多变化。简单打个比方，比如房子问题，夫妻两人过不下去了，不想凑活了，想离婚，可离了婚住哪里呢？这时，物质生活已经凌驾于精神生活了。

　　一个过着正常生活的人，肯定有自己凑合的地方，逃脱不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很难逾越的。在《幸福生活》中，我找了一个党支部书记来拍，因为我觉得他一定能够代表一些人充满压力的生活，这种生活很无奈也很无聊。

　　信息时报：但凑合还是存在着希望。

　　蒋：希望是有的。为什么我觉得存在一个尺度呢？你能够在这个尺度下扩张到最大，就是这个希望。比如我拍的傅建生，当自己的生活完全破灭后，按他的话来说，像行尸走肉一样。但最近，我又碰到他，他去买了一个破吉普车。在片子中，他说想买一个吉普车。现在，我觉得，他对待车就像对待情人一样一般人不会这样，但他就是这样。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希望或者寄托。现在看着他，我还是看到了希望。

　　参与拍摄者的生活

　　信息时报：在拍摄过程中，你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观察者，还是参与了拍摄者的生活？

　　蒋：应该说，我参与了拍摄者的生活。作为观察者，纪录片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即使我不拍片子，我坐在人家家里，人家说的话肯定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就是被他触动了，但我不去干涉他的生活。当然，我可以和他谈心，交流，谈我对生活的看法。同时，他也会被我触动。这是一个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营造的氛围。我不可能单独地在纪录片中完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信息时报：我觉得你的出现，可能对被拍摄者的生活创造了新的东西，给片子也增加了变化。

　　蒋：有的人用非常冷酷的拍摄方式。但我越拍纪录片，越接触到真正底层社会的人物，我就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我可以批判。但没什么意义。人活在世上，都在一种尺度里生活，不能逾越。

　　我拍片子不是让人恍然大悟，我希望能够触动他们。如果说他们看了我的纪录片有所触动，有所感动。

　　信息时报：触动，是不是你拍纪录片最重要的因素。

　　蒋：是。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我只是一个拍片子的人。我也不太认可自己作的是纯粹纪录片。我一直把我的片子叫做“真实电影”。当然，我还作了一件自己很认可的事情，就是普及纪录片。普及纪录片有很多方式，我想作的就是让我的片子好看，如果他们好看，大家自然会来看纪录片。所以，我觉得我拍片子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片子作的好看。

　　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作讲座时，有一个老师对我说，他觉得我的片子好看，对里面的人很理解，有这样的反馈我很高兴。我甚至希望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的作品可以在电视台播出，让他们看到。最早，我在郑州车站拍摄时，他们问我，拍什么，是曝光还是表扬。我说，都不是，是曝光和表扬之外的另一种东西。

　　信息时报：你以后会去拍电影吗？

　　蒋：我原来是作故事片的，后来不太满意故事片的拍摄方式，人太多，太乱，我喜欢安静的拍摄方式。现在不想去拍故事片，觉得纪录片的方式比较适合我，我能够接触很多人，进入不同的生活。如果要拍故事片，我每天只能面对相同的人。

　　信息时报：纪录片是不是你的生活态度？

　　蒋：是，纪录片是生活态度。不断参与不同的人生。关心别人，关心别人的生活，拍纪录片就是关心别人的生活。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要拍一部新片子“中国的农民有多穷”。

　　蒋：这个片子也就是我当时那么一说，没有想太成熟，不一定会拍。其实我在这里关注不是贫穷问题。去年我一直在延边和农民一起拾稻子，这些人都很勤快，不停地劳作。但是他们就富不了，综合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让他们就是富不了。那么，他们在劳作里的收获是什么呢？这是我所关心的。

　　信息时报：对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你怎么看？

　　蒋：我理解纪录片是用一种职业的态度。因为我们不会作别的，只能拍纪录片。但纪录片不是一个时尚或者一窝蜂的东西，作纪录片的人更沉默，更寂寞，这让我们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如果指望纪录片发财获得名利是不可能的。毕竟这是纪录片，是一个

　　冷门的行业。对我来说，拍纪录片就是一件事，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在赚到自己的饭钱。选择了就去做，用职业的态度来做。

　　信息时报：今年有什么计划吗？

　　蒋：我和康健宁、段锦川一起给中央电视台拍两个文化纪录片。所以，我们都决定，今年就不拍自己的东西了。赚了钱，明年再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