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在新中国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近年也在国际上赢得不少奖项和赞誉，但与此同时，也遇到了不少困局和难题。本文主要从投资制作方面的现状出发，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方法，从而寻求和探讨突破困境一些方法或可能。

　　投资之困

　　中国纪录片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是投资方面的困局。目前国内纪录片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两种：一是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各级电视台的投资；二是企业如影视公司的投资，当然也包括逐渐进入中国的外资公司。

　　媒体投资之困：在我国，媒体的纪录片投资占了主要的份额。但媒体的资金投入预算也并不算高，譬如像中央台投资一个30分钟的纪录片，最高预算据说不会超过6万元，这就导致所选择的多只是一些“短平快”的题材，并力求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低成本的投资和短时间的制作，是较难生产出一些高质量的纪录大片的。但尽管如此，国内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还是经历过一个美好的“春天”。例如，1989年中央台的《地方台50分钟》（1995年改版为《地方台30分钟》），1993年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和中央台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收视率，并在当时社会和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国的电视纪录片也开始进入一个“栏目化”的时代，其地位不断上升。此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后，国内电视纪录片却渐渐跌入了低谷，上海电视台当年创下36%收视率的《纪录片编辑室》，如今已暴跌至7%—8%；而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花费600万制作成本的系列片《百年中国》，其收视率平均仅为0.3%，纪录片的受众市场仿佛越发地萎缩和不景了。而面对如此不理想的市场状况，电视媒体已经不太愿意冒着高风险对纪录片进行大资金的投入了，即便是最财大气粗的中央台，对纪录片的投入也变得越发审慎和缩减，而其他地方各级电视台的投入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企业投资之困：在企业投资方面，同样存在运营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些企业的投资大部分会比较“急功近利”，投资额也不会太大，很难形成一种主流。而面对制作纪录片的高风险，这些民营性质的企业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来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利益，这种方式也颇为奏效，但他们的资金始终是有限的，这也大大制约着影片的质量。近年，外资公司的资金也开始进入中国纪录片市场，但只是处于一个摸索性的尝试阶段而已。

　　总之，面对资金方面的压力，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实在是举步维艰。而究竟需要遵循一些什么途径才能使到中国纪录片的筹资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外国纪录片的投资方式中找到启示。

　　“国投”方式：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纪录片资金压力就少得多了。譬如，法国的纪录片就受到国家大力的扶持和资助。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专门负责对纪录片的资助管理。而为电影院放映制作的纪录电影，则是政府资助的主要对象。国家会从影院收入中提取一定的附加税来构成资助资金的来源，即从每张电影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票款返还给影片的制作者用于投资下一部影片。这一体制称为“自动支持”。而另外一些制片人，则可能求助于“有选择性的资金支持”，其条件却是相当苛刻的。但总体而言，法国纪录片的制作资金还是相当充裕的，按平均数来算，每60分钟长度的法国纪录片预算可以达到160万到180万法郎。而这种国家式的资助在中国其实也存在，只是其形式是通过一种电视媒体投资来进行而已，但效果却是不甚理想的。其实，国家对纪录片的扶持是必要的，也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更有效的资助，则是需要重新讨论的。

　　“预售”方式：另一种在欧洲比较流行的筹资方式就是“预售”，即制片者首先把自己纪录片的计划和构想，向一些投资商展示，通过进一步的游说和洽谈，把部分版权等利益出售给投资商，从而从投资商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资金，使到拍摄的资金更为充足。例如每年12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电影节上，就有一项重要的论坛，吸引了众多的纪录片制作人。在论坛中，影片制作人可以用5分钟的时间向欧洲最重要的12家电视台纪录片负责人当面陈述自己的计划，以谋求他们的投资。据电影节提供的资料，这项活动每年的成功率在70%左右。这种方式将纪录片的投资风险大大的降低了，但中国的纪录片却较少运用这种“预售”的方式，纪录片的制作和推销甚至被割裂分开了，制片者是先去拍，然后再考虑市场和推销问题，这就使到可应用资金紧缺。但这种情况也开始得到改善，在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这种“预售”的方式也开始实行，这将大大促进了纪录片的资金流动和投放。

　　“网费“方式：还有一种筹资方式是通过收费电视网络实行的，全球甚为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就是这样的例子，该频道60%以上的收入来自其付费用户，只有不到40%的收入来自广告。这种形式在目前的中国可能还较难应用，但随着中国电视收费频道的推出，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就越来越大了。

　　制作之变

　　投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制作，但纪录片最主要的生命力可能却是通过制作过程所赋予的，制作始终是纪录片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国的纪录片应该从制作当中的各个环节着手，不断求变求创新，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才可以突破现有的困境。

　　首先，在选题上需要不断拓展，走大众化之路。

　　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所以在纪录片的选题上，就不能不考虑到市场和大众的需要，必须明确和正视纪录片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影视商品，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操作。其实，纪录片在选题上趋向一种所谓的大众商业化路线，并不意味着以降低其质量和内蕴为代价，因为一些最大众化的东西，其内涵价值恰恰是最充盈丰富的。譬如《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周代广泛传唱民歌，其形式和文字都是何其简单朴素，但却蕴藏着无尽的诗性，流传千古。

　　而根据《东方时空》的收视调查，其观众60％以上是“小市民”，而且以中老年人、家庭妇女为主。这可能就显示着目前中国电视的主要受众人群是由中低经济文化层次的观众构成。而这种类型的观众并不要求电视纪录片提供一些过于深奥的思想启迪，也不需要过于复杂抽象的表现技法，这些观众看重的多是纪录片的故事性、新奇性和切身性。所以，如果电视纪录片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精英姿态，宣讲一些远离大众生活的另类题材，就必将会失去广大观众，失去广告支持，也就失去生命力了。

　　另外，我国现时的纪录片在选材上也存在着“单一化”的现象，较多地集中局限于人类文化学的领域，未能更多、更深刻地去关怀日新月异的社会民生热点，更不能变成一种投向恶势力或黑暗事物的犀利投枪，在赢得民心的同时赢得收视率和效益。

　　而纪录片要走市场化路线，就需要懂得选择和抓住商机，如果在适当的时间推出适当的纪录片，就更容易名利双收。例如选择在周恩来逝世纪念日上映的《周恩来外交风云》，投资仅仅是600万元，但在全国却获得了3000万元的票房。而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中央台在黄金时段推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其收视率也不断攀升，而且通过发行VCD光碟等就收回了成本。

　　其次，在创作理念上需要不断更新学习。

　　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的思维显得较为保守和呆板，欠缺更多天马行空的创新意识，也没有运用更多元化的风格或角度，只是习惯固守于用一种所谓“纯观察式”的手法进行描绘，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地向西方先进经验进行学习和借鉴。

　　再者，在技术设备上需要精益求精，加入更多的数码元素。

　　“工欲善其技，必先利其器”。要制作出高质量的纪录片，就必需优良的技术设备。但在我国的一些电视台中，会把更多的技术资源投放到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中，而纪录片的制作设备只是“小米加步枪”的落后。但在欧美，即使连字都不会打的老导演，也学着运用电脑，加入更多的数码技术来完善自己的纪录片。因为这场数字化的革命，不但会改变媒介的发展，甚至还能改变人的生活或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了纪录片。而DV的应用，也赋予了纪录片一种新而强的技术力量，使到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纪录片的拍摄、编辑等事务，也拓宽了纪录片表现的领域、手法和视像效果了。所以，这些数码技术是应该不断在我国的纪录片中大胆应用尝试的。